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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越大越“生病”?

  未来,在中国,如果地铁再发达一些,班次再密集些,地铁和地面交通衔接再好些,地铁末端再修些大型的停车场,那么,首先减少开车的,可能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

    笔者站在帝国大厦楼顶,眺望第五大道尽头的楼群,听到带有明显美式中文的解说词:“我们纽约最大的特色就是移民,??我们纽约人不开车,??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央公园不安全,千万别信他。”解说者的语气有些小小的自豪和激动,一点也感觉不到这城市有什么病。

    在中国,还没有哪个城市真正达到像纽约、伦敦这样国际性大都市的级别,但“城市病”却已经成了很多人主张控制城市规模的理由。那么,真的城市长大了就会“生病”吗?

    拥挤的好处

   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全世界很少有像纽约、伦敦和巴黎这样层次丰富的城市。世界级大都市的丰富多样,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移民聚集的原因,也是移民聚集的结果。通常,人天生“喜新厌旧”,而且移民的聚集也带来了多元文化,包括多样的饮食。移民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,当然更是因为这里有高收入和就业机会。大城市的好处还有很多,值得专门再写文章讨论。

    但大都市也会让人感觉到拥挤。人们都喜欢说城市生病了爆炸了,但却很少追问一句,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大城市?拥挤的坏处(比如高房价)很容易被人感受到,但拥挤的好处却往往被忽视。

    作家亦舒曾说,香港是座最便利的城市。一点不假。在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,市中心的购物和餐饮设施高度集中,同时,地铁和小巴士又通往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,常常有地道和空中连廊相连接,以至于下雨都不用打伞。拥挤是香港、纽约这类城市的最大特点,拥挤意味着密度高,从而修建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降低了,不至于花了大价钱去建造和维护却没人用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,依靠高人口密度来支撑密集的地铁网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。结果,在大城市,特别是在市区,反而出门不需要开车了,因为地铁四通八达。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“悖论”——人多,地铁密,反而出行更便捷。未来,在中国,如果地铁再发达一些,班次再密集些,地铁和地面交通衔接再好些,地铁末端再修些大型的停车场,那么,首先减少开车的,可能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。

    城市越大,污染越重吗

    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的难题,再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——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、停车费、燃油税和环境税,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拥堵费,其结果就是,城市汽车的密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,从而减少私家车的尾气排放。同时,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的车速不至于太慢,对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也有益。

    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。欧美城市都曾经历过环境污染再到改善的过程,其中的关键就是城市功能日渐变化。

    中国目前的大城市污染问题本质上不是因为城市规模大,而是因为公共交通不够便捷,人们仍然大量使用汽车,同时城市还在经历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过程。或早或迟,大城市的功能还是会以服务业为主,而服务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单位GDP排污是比较低的。

    特别是在高密度的城市楼群里,能源的使用也更集约,更有利于控制整个城市的碳排放。

    不仅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单位GDP的减排,从总体上来说,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制造业的减排。现在地方政府都知道将产业向园区集中,在一个产业园里,在排放和治理污染方面只需要有一套系统,甚至对于排污的监管都会因为企业的集中而变得容易。

   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如果盲目地将企业搬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,反而会加重总体上的环境代价。事实上,当较发达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时候,也只有欠发达地区才愿意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。

    对于整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来说,过度分散发展工业的模式可能是得不偿失的。

    城市不是恶之花

    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用“恶之花”来形容巴黎,笔者看,用它来刻画城市的犯罪正合适。人们通常会以为,城市人口增多后,犯罪率也会上升,这也有点道理,因为从理论上来说,犯罪本身也有“规模经济”,人口密度高,犯罪也就容易。

    事实上,犯罪总是可以治理的,城市规模只是影响犯罪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。虽然大城市因人口密度高而使犯罪变得容易,但同时,在大城市防范和治理犯罪也有“规模经济”。比如说,在街头安装的摄像头,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,人口密度高了,每个摄像头能管的人多了,所需要安装的摄像头也就少了。从美国的情况来看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犯罪率有所上升,但自90年代早期以来,城市的犯罪率有了大幅度下降,大城市犯罪率的下降尤其明显。

    拉丁美洲的经验也可以观察。一些人认为,拉丁美洲的犯罪率高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些特殊性。其实不然,最新的研究发现,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是三个因素:不平等、出警状况和监禁率。换句话说,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,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,加强打击力度,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。在一些拉美城市,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政策,犯罪得到有效控制。

    用控制人口的方式来控制犯罪不是最佳的选择。表面上看起来,好像在城市里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是外来人口,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城市里的移民越来越多了,但如果算比率,恐怕不能说移民的犯罪率天然更高。

    即便移民真的犯罪率更高,也仍然不能简单地靠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控制犯罪。应该想到问题的另一面,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(比如户籍制度)可能会同时加剧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,让人觉得不公平,从而可能增加犯罪率。

    人往高处走

    不少人总是觉得要动用政策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,特别是要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。这种做法恐怕与历史潮流不太吻合。

    中国古代就有“人往高处走”的说法,在现代经济里,发达的大城市无疑属于“高处”之列。在挪威,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,人口仍在向大城市周边集聚,而一般的小城市则出现了人口负增长。在美国,仍然是那些相对较大的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扩张得更快。与此同时,随着城市向郊区扩展,几乎所有城市(除洛杉矶)的平均人口密度都在下降。

    有趣的是,在过去这些年中,由于人口分布的郊区化也伴随着就业的郊区化,人们上班的通勤时间并没有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明显上升。换句话说,在中国,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趋势,问题只是,工作岗位不能只分布在城市的中心,否则就会有很多人住在市郊的新区,上班往城里赶,下班往家里赶,高峰时地铁挤得够呛,人也累得够呛。

    笔者并非建议大城市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取消对户籍的限制,这不现实。但对于当前户籍的准入,一定要“加快速度,降低门槛”。

    城市发展政策要做的,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流入

    从全球范围来看,城市越来越大总体上会是一个趋势。在发达国家,由于总人口基本不变,所出现的趋势是部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仍在长大,而一些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人口有所萎缩。在发展中国家,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,以及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,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的持续扩张更是自然趋势。

    但不要认为城市会爆炸性地长大。一方面,城市的扩张必须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,而城市规模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逐渐发生的。另一方面,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(比如地价和房价)会阻止企业和劳动者无限制地进入大城市。

    城市发展政策要做的,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的流入,而应该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、改善环境和治理犯罪等多个方面提升城市的宜居程度。随着低收入群体进入城市,他们大量从事低技能的服务业,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劳动力,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城市内部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。这就需要城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(比如教育、医疗和廉租房),使城市内部居民之间福利的均等程度高于收入的均等程度。唯其如此,城市才能够和谐可持续地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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